难忘岁月“乒乓外交”史

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美领导人利用此次比赛契机,导演了世界外交史上精彩的一幕,即我们至今为止都津津乐道的“乒乓外交”,从而使当时处于冷战状态下的中美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中国方面,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西方国家的封锁和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孙其明:《试论建国前后“一边倒”政策形成的主要原因》《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第2期),以及后来中苏交恶后“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政策(朱照南:《基于文明和政治文化视角的“两个拳头打人”外交战略分析》《国家理论与行政管理 》2009年04期),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十分微弱,在这种状况下通过常规的外交手段再次立于世界之林较为艰难。然而体育精神则不讲究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等等,所以体育赛事就成为了中国扩大对外交往、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场所。当时,乒乓球是新中国能在国际赛场上一显身手的主要体育项目之一。

美国方面,由于上世纪60年代,美国因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国内的反战呼声愈加高涨,且在美苏争霸上又处于不利地位。“中美苏三方关系及其力量消长的变化,改变了中美苏三国的政治基础。这样一来,缓和中美关系,就成为中国对付苏联的最佳选择”。于是,在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协助下开始制定新的外交战略。在1971年的咨文里美国就表示了愿意和中国建立接触,并且向中国担保其没有不良意图,“我们预备与北京建立对话。我们不能接受其意识形态观点,或者中国必然在亚洲实施霸权的理念。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对中国施加一种国际立场,否定它的合法国家利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两国开始进行试探性的改善关系活动,这便促使了“中美乒乓外交”的成功。

由于“文革”浩劫的影响,中国乒乓球队已经错过了两届世乒赛了,即1967年第29届和1969年第30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又由于听说美国所扶植的柬埔寨朗诺集团宣布参加第31届名古屋世乒赛的消息,以及之前“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政策,国内很多人都不主张中国乒乓球队去日本参赛一事。但是周恩来力排众议,认为“此次出国参赛,已经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故我方拟仍前往日本参加本届比赛;我方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即使输了也不要紧”。同时,周恩来也做好了比赛时候万一遇上柬埔寨朗诺集团的情况,他说:“如果需要考虑放弃比赛,只好放弃,要有这个勇气,因为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如今就在北京,要是和朗诺的人比赛,就说不通了……如果朗诺的人和我们碰到一起,我们就要弃权”。同时,针对来自于日本右翼势力的各种挑战和威胁,批示:“我队应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征得和周恩来的同意后,中国乒乓球队登上了赴日参赛的征程,从此在名古屋举办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也成为了以后享誉世界的“乒乓外交”的起点。

女运动员:林慧卿、郑敏之、梁丽珍、李莉、郑怀颖、张立、林美群、冯梦雅、于秀萍、胡玉兰、徐剑琴

男运动员:庄则栋、李富荣、周兰荪、李景光、郗恩庭、梁戈亮、王文华、王文荣、刁文元、余长春、张燮林

在比赛期间,美国乒乓球队在得知中国队邀请英国、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和尼日利亚乒乓球队访华的消息后,于3月30日,在比赛休息大厅内,美国乒协主席斯廷霍文和美国乒协国际部主任哈里森碰到宋中时说“如果有机会,美国队可以到中国参加比赛……中国的乒乓球水平很高,如果美国选手去一次中国,一定能学到许多有益的技术,也希望中国乒乓球选手到美国去”。美国方面的态度和暗示已经非常明确,中国代表团也立即将此信息传达回北京。到了4月4日,中国运动员庄则栋和美国运动员格伦·科恩之间互赠礼物的举动引起了各国舆论的高度关注,更加速了美国队访华的日程。

“乒乓外交”是以中美乒乓球队互访为形式,以中美两国领导层对话为实质。它传递了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战略决策的重要信息,打破了两国之间远隔太平洋的坚冰,从而获得了“小球转动大球”的深远影响。

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指出:必然性总要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没有脱离偶然性的纯粹的必然性。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上世纪七十年代中美建交,虽然是在当时世界政治大环境下必然会出现的结果,但是借助于乒乓球这一体育运动来达成,其中美国运动员科恩在比赛过程中错上了中国队的班车却是实实在在的“偶然”。

1971年4月4日,日本名古屋,世乒赛激战正酣,美国队队员格伦·科恩从训练场走了出来。他刚同英格兰队的特雷弗·泰勒合练了一会儿,现在他想要找辆车去主场馆。这时,他的面前刚好出现了一辆印有赛会标志的班车。

此时满车的中国人并没有看到科恩训练服后面的美国队标志。不过看到他的披肩长发和软檐帽,大家也能猜得出来他们中间闯进了一个不速之客。19岁的科恩发现车上没有空位,就倚着车门,面对一群沉默地盯着自己的乘客,打破了沉默:“我知道我的帽子、发型还有衣服让你们觉得很滑稽”,他用英语说,“可是在美国很多人穿的和我一样。”

庄则栋当时30岁,连续三次夺得过世乒赛单打冠军,他坐在后头,听着旁边的人把科恩的话一一翻译过来。

没有人回应,也没有人表示热情,也许尽管中国人的心里已经对那种好客的热情感觉不能够再压抑,但终究放弃。赵正洪在书中说:“出访前,曾有过规定:不和美国队员手拉手;不与美国人主动交谈;比赛场上不与美国队交换国旗。看到庄则栋这些举动(指庄与科恩在汽车上的接触和谈话),我心里颇为紧张,拉了他一下。庄则栋笑着对我说:‘你当团长顾虑多,我是运动员,没关系,你放心吧。’”

就在那个异常尴尬的时刻,庄则栋站起身来,往科恩那边走了过去,通过翻译跟美国人谈起来。庄则栋回忆说:“一直到今天,我还没法忘记他脸上天真的笑容。”

庄则栋决定送给科恩一件礼物,他从包里翻出一个杭州出产的传统织锦缎,织锦上是一幅黄山风景图,名为《黄山云笼石笱》。

科恩上上下下翻起自己的口袋,打开背包,想 找点能够回赠的礼物,不过最后也没找着。后来翻译问他,知不知道送礼物给他的人是谁。“知道啊,世界冠军庄则栋,”科恩回答说,“我希望你们队能打出好成绩。”

这时车子驶抵比赛主场馆,两个运动员微笑着下了车,摄影师抓拍到了这一幕,当时科恩拿着卷起来的织锦,庄则栋站在他旁边。

第二天,科恩在一个地下商城买到了一件T恤,上面印着美国国旗和和平标志,还写着一句话“LET IT BE”。在体育馆里,他看到庄则栋,一下子就抱住了他,然后把这件T恤送给了他。后来在纪念“乒乓外交”40周年之际,科恩的妈妈琼告诉庄则栋“LET IT BE”的意思:“这是呼唤和平的意思,有个著名的嬉皮士演唱团,叫甲壳虫乐队,这个团演出的节目都和呼唤和平有关,要求美国政府从越南撤军,要求世界和平。”

这个“偶然”因素出现后,共同社以此事件为题刊发消息《以庄则栋为中心,形成了“友好之环”》: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比赛场上,中国的老运动员庄则栋的名声突然高了起来,在庄则栋的身边总是围着一群喜笑颜开的人们。央求庄则栋签名的孩子们,以及其他人形成了“友好之环”,并在悄悄地扩大着。

“偶然性的背后总是隐藏着必然性,没有脱离必然性的纯粹的偶然性”。中美两国当时的政治“必然性”就是都想改变对彼此的政治策略。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也有改变“两个拳头打人”外交策略的打算。根据原的保健护士长吴旭君的回忆:“主席让我看完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办完这件事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至于有什么心事,我不知道。就在4月6日那天,他要提前吃安眠药,他要提前睡觉。晚上11点多了……他就坐在床边。我坐在床前的桌子上吃饭,就坐在他对面。他因为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困极了,他就脑袋这么低着,就在那里这么低着睡,就是不肯躺。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囔囔的,听不清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当时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哪,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文件的精神不符合呀,那总理和他都划了圈的,那可能就会办错了。再有,主席曾经跟我交代过,他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都不算数。那么现在跟我交代的这件事就是他吃安眠药后讲的,那算不算数呢?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再主动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地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看着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吃呀?我叫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呢?我想这下对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管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代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都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了,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

根据王泰平主编的《乒乓外交的回忆》一书中指出当时使临时改变主意又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导火线日下午版的《参考资料》,当时《参考资料》里就收录了共同社刊发的“友谊之环”的消息。

其实早在1967年,在太平洋的另一边,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外交季刊》中就提出要与中国建交的意思“就长期观点而言,我们根本不能让中国永久排除在国际大家庭之外,独自孕育幻想、坚持仇恨和威胁邻邦。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不可能听任十亿人口愤怒地在孤立状况下生活。”,在1968年,尼克松又提出:“我们必须不忘掉中国。我们必须不断寻求机会与她谈谈,也与苏联谈谈。我们必须不只注意是否变化,我们也必须寻求机会制造变化。”在1969年,罗杰斯国务卿在尼克松许可下在澳大利亚宣布:“美国将欢迎中国在亚洲、太平洋事务上,扮演重大角色……提醒中国大陆人民,我们对他们之历史性友谊关系”,1971年,美国总统外交咨调不会与苏联勾结对付中国,并且再向中国担保,美国没有不良意图。

就是在中国两国政策改变的“必然性”驱动下,再加上美国队员在第31届世乒赛与中国队员一系列“偶然性”的互动,促成了流传至今的一段外交佳线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秘书长宋中对美国乒乓球协会国际部部长哈里森表达了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意思,当天美国方面同意美国乒乓球队去北京。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正式访华;1971年7月,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1972年,英国、日本、联邦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希腊等国先后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1972年4月,中国乒乓球队访美。至此,“乒乓外交”结出累累硕果。

是一种古老的政治工具,自从有了国家就建立了外交制度。在《辞海》里对“外交”一词的解释是:国家为维护其自身利益,推行其对外政策所进行的国际间交往活动。主要有国家元首、外交代表等进行访问、谈判、交涉、缔结条约、颁发外交文件、参加国际会议和活动等。我们这里所谈的“乒乓外交”意思是指借助体育运动——乒乓来构建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如今我们在网上搜索“乒乓外交”这一关键词,网页里的内容主要讲的是中美两国借助第31届世乒赛的契机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初人们已经使用插画的形式来描述“乒乓外交”了。

在1901年的这张杂志插画中,身着清朝服饰的士绅正和头戴“EUROAP(欧洲)”字样王冠的女士打乒乓球。他们手持早期乒乓球的鼓状球拍,在中国的八仙桌上进行着乒乓运动。从该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球网上“DIPLOMACY(外交)”的字样,下面写着“PING PANG Or,A GAME THAT HE DOES UNDERSTAND(乒乓,这是他知道的游戏)”。由于这幅插画是当时西方人所作,向世人们传达了西方世界想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这也是最早的有关“乒乓”的外交,虽然仅仅是出现在插画中。

现今的“乒乓外交”指的是1971年期间中美两国乒乓球队互访的一系列事件。“乒乓外交”一词是怎么产生的呢?首先提出“发挥了外交使节作用”的是朝日新闻。1971年3月29日,该报当天刊登了三篇有关中国乒乓运动员的文章,即《友好发球,中国选手》《总是握手与微笑》和《请“一定到北京来”》,详细介绍了第31届名古屋世乒赛第一天中国选手的表现。该报写道:“中国选手们机敏爽朗地行动了,无论是在比赛中,还是在友好活动中都是如此”;“比赛一结束,就同对手一再握手,关系融洽,摄影留念,还给别国选手签名”;“如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句话所说,他们直接发挥了‘外交使节’的作用。”

首先提出“体育外交”的是共同社。该社在1971年3月20日以《无限明朗的友好气氛,参加世界乒乓球赛的中国代表队》为题,发出电讯说:“相隔5年来到日本的中国代表队,连日来和各国代表队进行比赛和联欢,展开了‘体育外交’,成了轰动大会的主角。他们的表情总是非常明朗,给人留下了特别的印象,记者团和他们交谈时总是爽快和直率地答话。男子冠军庄则栋以及其他人,不管谁都善于交谈。女子老手林慧卿和年轻而又惹人喜欢的选手林美群直率地但很害羞地回答记者的提问。代表队异口同声的说法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大概是因为克服了文化革命前的锦标主义,才这样爽朗,这样有说服力。红色封面的《毛主席语录》也不再公开拿出来,甚至当前来声援的旅日华侨少年从口袋中掏出《毛主席语录》时,反而提醒他不要这样做……中国代表团的体育外交不仅指向日本,而且同参赛的各国代表团进行多方面的交流。同和中国未建交的国家的代表团也不断进行联欢。开幕的28日,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和中东的亚丁的选手们来到中国队的座位上,互换了纪念章并亲切地进行了交谈。女子队第一场比赛是同加纳队对垒。林慧卿等选手在比赛结束后跑向前去称赞10年前参加过北京锦标赛的杰克斯夫人和年仅15岁的‘小选手’奥科迈小姐。这足以填补断绝了外交关系的中国和加纳两国之间的鸿沟。”

首先提出“外交性的乒乓比赛”的是英国《每日简报》。1971年4月8日,该报以《周恩来在外交性的乒乓球比赛中起了作用》为题刊载文章称:“周恩来总理在把中国和西方隔开的外交网上打开了一个小洞——他是通过巧妙地运用了他的乒乓球运动员做到了这一点,在有60名成员的代表队飞往日本参加锦标赛之前,他把他们召集在一起,讲了一句简短的鼓励话:‘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昨天,身穿灰色制服的代表队队员们正是这样做的……他们邀请美国代表队到中国去进行友谊比赛——美国人立即接受了这个邀请,昨晚华盛顿把这个建议看作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

首先提出“赛璐珞外交”的是联邦德国《法兰克福汇报》。1971年4月8日该报以此为题发表评论说:“一个赛璐珞球跃进世界政治并且谱写着历史。起着架设第一座越过中美两国之间割裂开了20多年的鸿沟的桥梁这种耸人听闻作用的是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他们对任何人都表示友好,喜欢微笑,愿意给人看球板的特殊胶膜,失败后急忙向获胜者表示祝贺。机智而又举止得体,留着短发,服装简朴,谦虚而始终是礼貌的。他们像火星上的人受到惊奇的注视。由于受到日本右翼极端分子谋刺的危险而处在警察保护之下,起初他们感到不快,但渐渐缓和下来了。那些仔细地遵循着毛的道德学说的人,在他们的乒乓桌上进行中国的外交攻势。”

首次提出“乒乓外交”的是法国外交人士。据共同社巴黎8日电:法国外交人士评论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时说:“中国的邀请是在慎重地研究之后发出的,因此乒乓外交可能会使改善美中关系的工作取得成功。”

说起“乒乓外交”,人们总是会想起毛主席的批语“我队应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周总理提出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著名口号,以及庄则栋的临场机变,开启了“乒乓外交”之门等等。其实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正是由于当时作为日本乒协会长的后藤钾二邀请中国队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才有了随后促进中美恢复邦交的“乒乓外交”佳话。因此,后藤钾二在整场乒乓外交的舞台上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后藤钾二是当时日本名古屋爱知工业大学的校长,喜好乒乓球,同时他也是日本乒协的会长、亚洲乒协(ATTF)的主席。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将要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主办方是日本乒乓球协会。1970年,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一个对华友好人士,找到后藤钾二,劝说其邀请中国乒乓球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

虽然当时的中国乒乓球队已经阔别世界乒坛多年了,但是之前中国队在乒坛取得的骄人战绩让许多乒乓大国为之侧目(第26、27、28届世乒赛男团冠军,男单包揽前三甲;第26届世乒赛女单冠军;第27、28届世乒赛男双冠军;第28届世乒赛女团、女双冠军)。特别是当时的乒乓强国日本更是为之一震,后藤钾二曾说:下一届世乒赛日本如果还输给中国,他就破腹自杀。但巧的是第29届、第30届世乒赛中国因为“”都没有参加。在此期间,那些拿过世界冠军的运动员们大多受到批判,很多人接受了工农兵再教育。而且当时中国和日本还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后藤钾二承诺的中岛健藏邀请中国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将面临重重困难。

1971年1月25日下午,担任中国乒协代主席的宋中迎接了日本乒协会长后藤钾二等人的来访。后藤钾二表示,第31届世乒赛将于两个月后,即3月28日在日本名古屋市举行,如果没有中国队参加这次世乒赛就会失去世界锦标赛的意义。他坚定地认为第31届世乒赛如果没有高水平的中国队参加,那将是一次低水平的国际比赛。他曾向原中国乒协主席陈先说:长谷川信彦虽得过世乒赛单打冠军,但不是真正的冠军;没有中国队参加的世乒赛不是名副其实的世乒赛。在征得了日本乒协其他领导的同意后,后藤钾二下决心一定要请中国队参加,所以专程到北京登门邀请中国队。

由于当时中国国内极左思潮泛滥,中日双方在会谈中,中方有人要求在会谈纪要中要将“台湾是中国一个省,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写进去,甚至要求最好将“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这段文字放在纪要第一条。后藤认为这样写并不合适。他多次表示不要将与体育无关的内容写进纪要。一连三天,双方僵持不下,会谈毫无进展。周总理得知之后表示我们不应该这么“左”,对一个日本社会团体要求那么高。“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不敌视中国、不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碍中日两国关系向正常化方向发展)还是按日方原来提出的草案,放在第二条,不要改为第一条……第三条,可以写上我应邀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第四条,可以写两国乒协今后的来往活动”。

1月29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后藤钾二一行人,并与后藤钾二商议解散亚乒协、筹组新的亚洲乒乓球组织等事宜。若是中国加入亚乒协,因为有台湾、南越、南朝鲜和柬埔寨朗诺集团,周总理认为“进去了也麻烦,我觉得还是重新组织好”。并且,周总理表示中国队愿意去名古屋支持后藤等人,“我们一起搞新的亚洲乒乓球组织”。

(1971年1月29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名誉会长郭沫若,会见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先生及其随行人员。 前左四是后藤钾二先生。)

同时因为国际乒联章程规定,各大洲乒联的成员必须是国际乒联的成员,而台湾乒协不是国际乒联的成员,所以应将台湾乒协开除出亚乒协。亚洲乒协接纳不是国际乒联成员的台湾乒协是违反国际乒联章程的,因而是非法的。当年的2月7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亚乒协临时大会上,后藤提议将台湾从亚洲乒联中开除出去的提案被否决,他依然发表声明:宣布解散亚乒协、辞去亚乒协主席职务。后来在中日双方共同努力和亚洲有关国家及地区乒协积极配合下,1972年5月5日由亚洲16个国家和地区乒协参加的亚洲乒乓球联盟(ATTU)在北京宣告成立。

1971年2月1日,中国乒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日本乒协、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在北京举行会谈。会后发表五点会谈纪要:第一,日乒协遵守国际乒联章程,谋求世界乒乓球运动的发展,特别要根据国际乒联章程,整顿亚乒协;第二,日乒协表示,根据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发展日中两国乒乓球界的友好交流。中国乒协对此表示赞赏和支持;第三,日乒协根据以上原则,邀请中国乒乓球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中国乒协根据以上原则,将派队前往参加;第四,作为当前具体的来往活动,今年将在日本和中国分别举行中日乒乓球友谊赛;第五,日本方面,日本乒协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合作。中国方面,中国乒协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合作,具体推进两国乒乓球界的友好往来。

2月2日,日本《朝日新闻》就此事发表评论:“日本方面承认了政治三原则,这就打开了日本和中国进行乒乓球交流的道路。今后不仅是体育,在推进文化和经济方面的交流也将继承这种‘乒乓方式’”。

1971年3月17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踏上了前往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乒赛的征程。在日本的欢迎仪式上,后藤钾二致辞时情绪激动地说:“欢迎中国队相隔六年之后重返世界乒坛。中国队来到这里了,这是在日本实现的,是在日本实现的!”当时作为接待中国队成员的村冈久平事后回忆道:“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当时我浑身充满了一种感动,就是确信‘日中体育交流终于开始了’……‘终于如愿以偿了,现在,中国队就在这里’”。

在和周恩来及中国乒乓球界的交往中,后藤钾二从一个体育胜负对抗立场偏右的人士转为为中日邦交积极努力奔走的友好人士。1972年8月20日,周总理在欢迎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等日本朋友曾盛赞后藤钾二在“乒乓外交”上所做出的贡献,他说:“从后藤钾二先生的乒乓外交时代已经进到恢复邦交的时代。如果没有后藤先生向我们我们提供名古屋的场所,毛主席的乒乓外交的球也没有办法打出去。没想到我们的乒乓球一转,转动了世界,这么一个小球转动了大球。”

1.吴学文、王俊彦:《世纪杰出外交家周恩来“乒乓外交”与中美日关系》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

2.唐灏:《乒乓外交高层内幕:一个细微事件开启一个时代》中国当代出版社2012年版。

4.王泰平:《乒乓外交的回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